凯发娱乐传媒

人生就是博旧版

当前位置: > 人生就是博旧版 >

清末端方都收藏了哪些古物? 国博君邀您深悦读

2022年-06月-20日 18:22字体:
分享到:

  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其多件旧藏,如“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”等,前段时间曾以《

  来国博看中国。清末,端方都收藏了哪些古物?在这里,国博君邀大家一起透过一篇原刊载于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的文章,展开深入了解。

  内容提要∶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崛起的满族地方大吏,历仕南北,督抚一方,以思想开明、力行新政而被时人评论。端方又是近代收藏颇富的大收藏家,藏品涉及青铜器、玉器、石刻、瓦当、古印、书画等等。端方延揽了一大批当时著名的收藏家、鉴赏家,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进行整理汇编、著录成册,有效地保存和传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。

  端方(1861—1911),字午桥,号陶斋,托忒克氏,满洲正白旗人,1882年中举,后纳赀为工部员外郎。端方青年时期即显示出卓越才干,据徐珂记载,由于工部所司无关军国要计,满洲子弟趋之若鹜,而端方“在部独以博闻强记、踔厉风发冠其曹列”。翁同龢在日记中曾多次对青年端方予以称道:“其人读书多,与名流交往甚稔”;“看《礼器碑》《醴泉铭》,皆端午樵(桥)处借来”。

  戊戌维新期间,端方督理农工商总局,政变后仕途通畅,历任陕西布政使、湖北巡抚、江苏巡抚、湖南巡抚、出洋考察政治大臣、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等职。端方颇有政声,以留学教育为例,时人普遍对其赞扬有加:“苏鄂两省于现今留学界之能首屈一指者,皆出自我大人热心教育、极意培养之力。”曾受端方之邀整顿复旦公学的严复也称赞端方为“近时之贤督抚”。

  作为政治人物的端方值得深入研究,且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。但是,作为收藏家的端方在保护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的贡献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,本文试对此作一梳理。

  端方青年时期即笃好收藏,翁同龢从端方处借观碑帖即是明证。及至出任督抚,端方收藏热情愈加高涨,其言:“余早岁官京朝,簿领之暇辄事搜讨,稍稍有得。继之官秦中,古帝王之都多重宝奇器,往往朝出墟垄,夕登几席。西北土燥,故字迹花纹完整者多,摩挲屡眷,心赏殊惬。洎移节鄂湘、东下三吴,或新发于土、或得之旧家,物聚所好,时复增益。”收藏需要物质基础,端方颇有一掷千金的豪情,“生平宦橐皆耗于此”。据汪康年记载,瘱鹤铭沉江千余年,宋朝时捞出仅存93字,端方令人募之,每字许酬五十金。

  由于端方的不懈努力,其收藏藏品品类广、数量大、精品多,从而奠定了他晚清收藏大家的地位。他的收藏品类涉及青铜器、玉器、石刻、瓦当、古印、书画、古玉等等,藏品数量难以详考。据胡思敬言,其移任时,“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,运之不尽”。到1916年,即端方死后五年,藏品虽多散失,但仍有1600件之多。据沪上掌故大家郑逸梅记载,由于端方收藏富于天下,引得他人与之相竞,裴伯谦即榜其斋为“壮陶阁”,寓超越端方之意。端方藏品亦颇多精品,最著名的有毛公鼎、昌化十二石等等。罗振玉即通过观览端方藏品多所受益,并解开了学术上的某些疑团。

  时人对端方及其收藏评论颇多,大多数人认为端方藏品甚富,但对其学识则褒贬皆有。之所以如此,在于端方毕竟是一个政治人物,以专职收藏家的标准评价,他可能在学识上稍逊一筹。曾入端方幕府的况周颐称其撰著“以考订金石为大宗”,诗文亦“工整熨帖,甚似词流藻构,不类屏臣政暇之作”。同样曾入端方幕府的邓邦述称端方“收藏金石书画甚富”。郑孝胥赞端方“收藏甲天下,文采腾当时”。何刚德曾与端方同在工部为官,称端方“颇不羁,自为满人,偏诋满人为不肖。鉴赏金石,颇负时名”。此外,王揖唐称端方“收藏之富为海内冠,风流文采,照映一时”。《清史稿》评价端方“性通脱,不拘小节,笃嗜金石书画”。有人回忆称,端方鉴赏能力颇佳,字画盖上“陶斋”钤记即身价十倍。

  褒有之,贬亦有之,不少人对端方的收藏及学识则颇有微辞。张之洞言:“(端方)不过搜罗假碑版、假字画、假铜器,谬附风雅。”另有论者指出,端方鉴赏能力极低,“但知慕名而已”,其藏品“砂石并下,赝鼎鱼目”。关于端方的收藏途径,费行简指出,端方“佻薄奸险,以新政涂饰朝野”,其收藏上的花费多为“乘间取贿”所得。有论者揭露端方在两江总督任上贪污赈款,并戏撰嵌“端方”二字之联:“卖差卖缺卖厘金,端人不若是也;买书买画买古董,方子何其多乎。”有论者指出,端方不少藏品是通过巧取豪夺而来,每有发现必多方罗致,“久假不归”。郑逸梅记载,刘鹗藏有宋坑端砚,端方故意虚构他的罪名,使端砚最终归端方所有。翁斌孙记载,端方曾以借为名向翁同龢后人索去其生前收藏的孤本《娄寿碑》,作为他为翁同龢奏请开复的条件,事后翁家愿以5000元赎回此碑帖,但遭拒绝。

  端方笃好收藏的原因,与晚清的学风趋向、个人性情有关,但更为重要的是,他将收藏古物视为保存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,因此端方笃好收藏并将藏品著录成册。

  首先,关于晚清的学风趋向。政府官员笃好经世、金石之学实为同治、光绪之际学风的一大趋向。朱德裳记载“自翁叔平、潘伯寅以朝贵为公羊学,兼治诗、古文辞、金石,提挈宗风,倡导后进,京师上自尚、侍,下至编、检以及部曹、内阁才俊之士靡然从风……均相尚以学问。”张之洞早在1870年即在京与王懿荣、吴大澂等收藏同好订交,写下不少品论金石的文字。端方由于幸得华山碑孤本而兴建的宝华庵,既是收藏之所,又是端方与宾朋聚会之所。对此,陈三立有诗云:“人生贵自熹,屠门视宝华。”

  其次,关于端方的个人性情。端方追求名士派头,其人亦颇有几分儒雅之气。虽然两江政务繁忙,端方总是定期抽暇,或饮酒读画,或摩挲金石,或登临佳胜,“气度不可及”。端方革职后亦名士气不减,或往青山或游公园,“座上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”。尽管端方寄情收藏,放荡山水,但并不因此耽误政事,劳乃宣称端方对于政事“谋虑既得,当机立断,未尝见其有所濡滞”,公事既毕,“乃麕集朋侪,摩挲金石,评骘书画考订碑版典籍,把酒咏歌”。

  再次,端方意识到,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,传统文化趋于沦落,“今承学之士,新学半袭皮毛,而旧学已归荒落”,就中国的古物而言,“近为外人所争涎,而吾国又无禁古物出口之法律权力”。因此,端方将收藏古物视为保护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途径,他自称:“三代文字不尽传于后世,惟金石仅有存者,其有功于经义至巨,……世或疑为玩物丧志,是未窥昔贤朴学之门径。”同时,端方意识到,为使古物长久流传,须将其著录成册:“金石虽寿,反托梨枣以传。……今之存且聚,不早为图之,将使古人之事迹、文章自吾身而泯没,可不谓仍大哀乎?故吾之亟亟于此,非徒徇嗜好也,所以存古人也。”

  需要注意的是,端方自青年时代起即笃好收藏,他对古物收藏与保护、传承传统文化关系的认知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。正是在收藏的实践过程中,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现状深刻体悟的基础上,端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。

  为保护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,端方延揽了一批当时著名收藏家、鉴赏家,如李葆恂、杨守敬、况周颐、龚锡龄、李详、陈庆年等人,委托他们将自己的藏品著录成册。

  由于端方属于统治集团中颇具文人气质的官员,且能礼贤下士,这些文人也多乐意为端方考订藏品,进而著录成册。如端方与杨守敬的交往持续了很长时间。早在1897年,山西发现一方其状如晷的石器,端方即致函杨守敬请教:“非博识多闻之君子莫能辨此,特以拓本奉鉴。”这可能是端方首次请教杨守敬。直到1909年杨守敬71岁时仍与端方多所往来,《邻苏老人年谱》记载:“三月,端午桥以所得金石增多,招余再赴金陵,……又为跋十百通。”陈衍称,端方对杨守敬、李葆恂两人极为信服,金石书画“非经守敬及义州李葆恂审定,则不敢信”。无疑,端方能够将藏品著录成书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人的协助。

  正如端方所言,“金石虽寿,反托梨枣以传”。端方死后,其收藏的古物大量散佚,曾协助端方编订著述的李详有诗叹之:“摩挲石墨人空老,忆到金陵便断肠。”1916年,端方之子继先禀称内务部,家藏古物“吁恳收归国有”。后因藏品多有散失,政府亦缺乏财力,端方收藏的藏品终未收归国有,因此,端方将藏品著录成册便成为有效保护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远见之举,对于今天的收藏亦不无启示意义。鉴于以往关于端方藏品著述的研究皆不全面,笔者试图做一较为详尽的梳理。

  《陶斋藏石目》,目录汇编,收录汉至元石刻300余种,包括墓志铭、造像记、经刻等等,1903年排印,李葆恂题签,该书可能是端方委托李葆恂编订。卷首“略例”称:“诸石以朝代年月为次,碑碣、造像、经幢等以立石年月为次,墓志以葬时年月为次,无葬时年月以卒时年月为次。”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

  《陶斋藏石记》,44卷,收录汉至明代泉范、玉券、题字、残石、残碑、画像、墓志铭651件,录其文字并加考证,1909年刊行。该书所录各品皆为端方收藏,所录文字悉依原字摹拟,端方自称:“余每有一墨本,即有一石,非所藏者不人焉。”编订者为况周颐、龚锡龄、李审言、陈庆年。端方亦参与了该书的编纂,“时亦商榷是非,稽合同异,凡二、三日辄自为一跋”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收录该书,见“史部·金石类”第905册。《石刻史料新编》收录该书,见第11册。

  《陶斋所藏石刻》,手抄本,仅录石刻名称,无文字说明,没有注明出版时间、地点。该书收录的多是《陶斋藏石记》所未收录的石刻,如大吉利碑、大唐石柱残石等等。该书页眉有某人(疑为该书作者)小字行草手书,如描述大吉利碑:“浮雕花纹,甚精。”书末附有“埃及等国运来各种石刻古象等件”,但仅记录了各品数量,共101件:埃及石刻36种;希腊古陶器7种;意大利古料器7种,古磨画1种;埃及小人12件,小印14件,瓦石等器24件。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端方曾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,出国考察期间不忘在各国搜罗古物,陈三立有诗言:“尚书笼万有,嗜异甘饕餮。东搜扶桑制,西摹埃及碣。”说的就是端方搜罗外国古物的事情。端方对搜罗的各国古物颇为自得,曾将埃及造像印成扇面分赠友人,郑孝胥即得其赠,他在日记中记载:“午帅遗潮州扇,拓所得埃及造像,甚妙。”据承宁称,端方将搜集的埃及古物编订成《泰西各国金币拓本》一书。由于端方所带回国的外国古物种类甚多,该书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的汇编。

  《陶斋吉金录》,8卷,收录400余件商周至隋唐时期的青铜器,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一组1901年从陕西凤翔出土的商代酒器,1908年刊刻于金陵。该书附有器物图形与铭文拓本,并加注释,文字描述全由端方手书,协助确定体例者有李葆恂、黄君复、陈庆年,绘图者有管琳、黄廷荣,整理编辑者有郝万亮。该书颇得时人好评,如皇室溥伟称其“考核精良”。著名度政史专家巫鸿、丘光明也在论著中多次引用《陶斋吉金录》收录的器物,其中巫鸿所写的《秦权研究》引用21件,丘光明所著中国历代度量衡图考》引用8件。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收录该书,见“史部·金石类”第904册。

  《陶斋吉金续录》,两卷,卷1收录37件,卷2收录43件,又补遗1卷,收录8件。该书附有器物图形与铭文拓本,并详注各器形制大小,1909年刊刻于金陵。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收录该书,见“史部·金石类”第904册。

  《陶斋藏砖记》,两卷,收录端方所藏有关汉代刑徒的砖铭,1909年刊行,石印本。端方称:“余始为《藏石记》时,即思取砖别录一书,既以为少,弗能独立,故仍并入石类。及书既编定,四方朋好暨家弟小儿辈,各搜索相属驰寄,余亦赓续自购,流赴轮凑,所积遂多,因又续为此集。其已并入石类者,亦不复移。”成书后,端方将该书送给罗振玉,罗鉴于“陶斋著录多有伪舛”,乃选文字完善的31纸“手自勾勒”,撰成《恒农冢墓遗文》一文,“以诒当世陶斋所藏”。《石刻史料新编》收录该书,见第11册。

  《陶斋藏瓦》,三册,瓦图为墨印,共录瓦300余片,无文字说明,出版时间、地点不详。该书封面篆书“陶斋藏瓦”四字,并钤有“陶斋藏瓦”篆书印章,该印章又钤于每幅瓦图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该书。“据罗振玉称,端方“以其一家所藏(瓦)勒为一书,稿既具矣,而未印行”,他结合端方所著,将自己平生收集的墨本3000余纸著成《唐风楼秦汉瓦当》,并希望“当世君子,异时所得再赓续焉”。由此推测,《陶斋藏瓦》当为稿本,没有大量刊行。

  《壬寅消夏录》,不分卷,考订端方所藏晋至清代的法书、绘画、墓志等,共计300余件,与清康熙时期高士奇著《江村消夏记》、乾隆时期孙承泽著《庚子消夏记》、道光时期吴荣光著《辛丑消夏记》合称“四消夏”。樊增祥、缪荃孙、李葆恂、程洛庵等协助撰述,稿本,多有勾画、修改处,1911年由缪荃孙刊刻成书。缪荃孙记载:“义州李文石观察(即李葆恂——笔者注)淹雅闳通,尤以赏鉴书画得名。……陶斋丙午(1906年)督两江,命荃荪编《消夏录》,得以尽窥美富,而文石加跋独多。”同时,端方亦将该书的刊刻委托给缪荃孙,缪荃孙曾记,1911年,“陶斋嘱代刻《壬寅消夏录》四十卷”。李葆恂对该书之编订亦有记载:“公(端方)无声色之好,退食之暇惟以书画自娱,其巨眼高识,固孙退谷、高江村、宋锦津、卞令之之俦匹也。时樊樊山、缪筱珊、程洛庵三先生并精鉴别,富储藏方,共商榷编公所藏乏名迹为《壬寅消夏记》,不佞亦获在校雠之列,乃得尽窥美备。”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收录该书,见“子部·艺术类”第1089—1090册。

  《陶斋古玉图》,为端方所藏古玉之汇编,该书为手稿,古玉的介绍文字由端方手书,汤金铸、周暻、刘师培、杨守敬等人曾参与此书编订,各有考释文字。因端方1911年命丧革命党,该书未及出版。1935年,杨寿祺无意之中于苏州古玩肆中得端方手稿本《古玉图》,“纸页散漫,首尾凌乱,既不成书,归而整理,知圭、笏、璋、瑁等稿早散失矣”。杨寿祺因念端方“读书好古,大节炳然,其所鉴藏古物实为近代之冠,若不亟为编订,甚可惜也”,因自觉已力不逮,遂委托吴县王大隆详加编纂,“使忠敏公遗稿得以流传”。王大隆整理完毕后,亦不无感慨道:“公辛亥殉节后所藏尽散,今图中所载不知流传何所,幸存此稿为景印以传,益不胜聚散无常之感。”该书1936年由上海来青阁出版,两册,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

  《陶斋藏印》,为端方所藏古印之汇编,铅印本,无出版时间、地点,无文字说明,共4函,分为《初集》、《二集》、《三集》、《四集》,每函4册,共16册,共录古印1800余方。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

  《陶斋藏陶》,端方“集三代至汉陶器,模其形制、款识,为《陶斋藏陶》十卷”。成书时间、地点不详。

  以上著作皆为端方主持编订,另外还有两部著作以端方藏品作为考订对象,但并非由端方主持编纂。

  一是《陶斋金石略》,翁大年撰,是考订端方所藏金石的著作,后由罗振玉增补。翁大年精于金石之学,“以金石考订与张叔未、韩履卿、吴子苾、许叔下、刘燕庭诸先生并著称于道咸间”。1915年秋,罗振玉在上海购得翁之手稿十余册,其中即有《金石略》,然而“仅跋尾数篇而已”,且相当凌乱,“旁行斜上,涂乙狼藉”,遂分类整理之,成《陶斋金石文字跋尾》,“辑录金石文字跋尾十七则”,包括《商唐子觯铭跋》、《白矩方鼎铭跋》,等等。

  一是《陶斋旧藏古禁金器》,一函,郑孝胥题签,墨印酒器、鼎、觯等20件器物形制,无文字说明,出版时间、地点不详。函内附有美国人福开森所撰《陶斋旧藏古酒器考》,考订《陶斋旧藏古禁金器》所录各器物,单册,有中、英两种文字,1924年北京出版。福开森在该书中述及,1901年陕西凤翔府斗鸡台出土大量古铜酒器,时任湖北巡抚的端方闻信往购,其后人因为贫困的原因不能保存,其中有20器归于纽约中央博物馆收藏。实际上,该20器已收录进《陶斋吉金录》,但是“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,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,犹不免有遗憾焉”,因此,福开森“根据实物证之礼经,为考证之”,写成《陶斋旧藏古酒器考》一书。由此推测,《陶斋旧藏古禁金器》当为这20件古物运往美国前后由福开森影印。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。

  在西学冲击的历史背景下,中国近代出现了中体西用、全盘西化等多种文化理念,但占主导地位并取得成效的是“中西并重”。只有真正做到“中西并重”,并对二者进行有效整合,中国文化才能在中西文化对接、碰撞过程中获得最大发展。端方正是“中西并重”的实践者。

  端方在致罗振玉函中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化理念:处西学东渐的大变局时代,欲求中国文化发展,必须做到“商旧学而迪新知”,最终实现“通新旧之邮”的目的。由此,端方一方面大力搜罗古物,将藏品著录成册,并创办以自己“所藏金石书画、古器捐设”的博物馆,以保护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;另一方面他积极倡导西学、西政,强调国家欲达富强,必须“采中外之所长,于学术、于教育、于法律制度皆然”,且应秉持“不存中外之见,惟以是非为准”的态度。在实践上,端方积极派遣留学生、主张改革,是同时代倡导西学、西政的佼佼者。

  无疑,端方在大变局时代保护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努力以及“中西并重”的文化理念,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中西、新旧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
  (本文作者潘崇,现供职于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。本文原刊载于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2011年第7期,脚注略。本文配图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作者提供。)

  (温馨提示:本期展讯信息整理截至2022年4月18日。本展讯内容仅供参考,更多展览讯息以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公布为准。)

  “海宇攸同——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”,预计展至5月初(具体闭幕日期暂未定)。

  “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博参观,伴随着讲解员生动详实的讲解,我深深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,民族复兴之路留下了一串串清晰可见的脚印,每一步都流着苦涩的泪水,每一脚都能踩出浓艳的鲜血。……

  通过《复兴之路》展览的洗礼,也为自己注入了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。”

新闻分类

联系我们

地  址:这里是您的公司地址

电  话:XXXXXXXX

传  真:XXXXXXXX